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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三个本质问题

撰文丨张皓

张皓，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 要]  在1931至1945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存在三个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本质问题，那就是日本必然按步骤分阶段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并为此构建战时体制，投入必要兵力。九一八事变开启日本狂妄吞并中国的步伐，华北事变承上启下，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发展。为了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日本竭力构建战时体制，一方面以四相会议、五相会议为核心内阁，设置大本营，一方面在大本营和政府之间设置联席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天皇通过大本营和御前会议领导侵华战争。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以16个师团3个旅团在华北、华东两面夹攻中国，企图3个月内结束“中国事变”。随后，投入至少24个师团4个旅团2个航空兵团的兵力，进攻南京、徐州、武汉以求结束“中国事变”。后又投入至少41个师团20个旅团2个骑兵旅团，以求占领包括东北地区在内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总之，日本本着向中国大陆发展的既定国策，必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是进行这场侵略战争是日本国力不容许的。无论它构建什么样的战时体制，投入多少兵力，其失败是必然的。

  [关键词]  “中国事变” 日本战时体制 侵华日军兵力 

在长达14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存在日本如何按步骤分阶段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如何构建适应侵华战争的战时体制、如何投入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的必要兵力三个本质问题。这三个问题构成一个整体，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能不能取得全面侵华战争的胜利。尽管学术界对有关问题做了研究，[１]但是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核心问题。可以说，日本分三步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开端，华北事变是承上启下，七七事变是必然。为了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和取得侵略的胜利，日本竭力构建战时体制，竭力投入必要兵力。

一、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环环紧扣必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向中国大陆发展，建设“大日本”，是日本的国策。曾任日本参谋本部官员、参与策划对华侵略战争的堀场一雄宣称，要建设的“大日本”的地理范围和“依据”是：“一般地说，东亚及其周围地区，可以自然划分为日朝满、中国本土、南洋、澳洲、印度及北部寒冷地区等6个地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同中国大陆之间，除有着民族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联系以外，在关系国家存在的国防、思想、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有着密切的依赖关系。”[２]这说明，日本首先要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以将“日朝满”连成一体，进而侵占全中国，之后争夺南洋地区、澳洲、印度和“北部寒冷地区”。侵占全中国，是日本建设“大日本”的关键，曾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秘书的服部卓四郎声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大陆，是日中两国对抗斗争的焦点”，日本必然“要向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３]必然要发动侵华战争。

按照这一狂妄野心，日本按步骤分阶段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这一步骤的开始，关东军按照预先编排好的脚本迅速侵占中国东北。有人声称九一八事变是日军下级军官策划的，是个意外。然而，策划事变的石原莞尔声称“形成集团的动向乃世界形势之必然，日本无满蒙即无法生存”；“日本前进道路，唯有使满洲与中国分离之一途”，“此乃日本之重大国策”。[４]当时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侵占中国东北，能够解决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资源和领土的不足”。日本必然要以“分离运动”为手段，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步步侵占中国。1932年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在制造“满洲国”前夕宣称：“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５]

九一八事变一经发动，其如何结束取决于日军侵占中国的步伐。日军声称，虽然1932年9月15日之《日满议定书》“确认了日本的既存利益，承认了日满共同防卫及日本驻兵权”，但这只是标志“满洲事变的作战目的已经完成”。[６]九一八事变之完结，不仅在于制造“满洲国”，还在于侵占热河和制造一个“国界”。1933年2月18日，日本驻南京使馆参赞须磨弥吉郎对蒋介石发出威胁：“近日情形异常严重，东亚大局将至不可收拾之地步，惟有中国能谅解，允以长城为界，则日方可以人格担保，对关内决不加一兵。”[７]此外，日本还企图在华北地区“排除敌视'满洲国’的政权，而建立友好的政权”。[８]23日，亦即国联大会拒绝承认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造成中国东北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之前夕，日军入侵热河，接着进攻长城一线。5月31日中日军队双方签订《塘沽协定》，日军声称“《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暂时结束了满洲事变的军事行动。但是日军越过长城线，在关内的河北地区设置了有力据点一事，意味着日军迈出了将来继续进入华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日军迈上了通向中国事变的路程”。[９]

日军进攻山海关、入侵热河和进攻长城一线，强迫签订《塘沽协定》，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的开始。从1933年1月1日山海关事件开始，除了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外，华北事变还包括孙永勤义勇军事件、胡白事件、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所谓《何梅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等，其中心是日本以武力为后盾使华北“明朗化”。如果这些手段不得逞，日本就实施武力。尽管服部卓四郎声称“芦沟桥事件完全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因为“日本因正在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等，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准备”。[１０]但事实上日本制造七七事变早在其计划中，[１１]“九·一八事变以来不间断地向中国本部推进的日本侵略步伐”，因要求华北“明朗化”不得逞而停顿下来，日本军部和军队都感到“极度的焦躁”，思考如何“打开华北僵局”。1934年12月，天皇裕仁指令军部制定侵占华北的方案，准备对中国开战。1936年8月7日，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决定了陆军的北进方针，海军的南进方针和全面侵略中国的政策”。[１２]参与制定侵略政策的重光葵声称，“华北工作转变为卢沟桥事变，更发展到日中全面战争”。[１３]堀场一雄宣称七七事变是满洲事变的继续和发展，满洲事变“通过1933年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在形式上告一段落，但在事实上则错过了结束事变的时机而延续到1937年”，“究竟以何种形式解决满洲问题，是解决对华战争的重要课题”，这就是七七事变“所以称之为结束满洲事变之战的缘故”。[１４]石原莞尔声称：“由于《塘沽停战协定》未至酿成日中全面战争，而导致局部解决，尚属成功。然而，仍须进行外交交涉，使蒋介石停止排日、共同防共、承认满洲国，应使之约定至少予以默认。满洲事变后期指导的不彻底是以后发展为中国事变的原因之一。”[１５]服部卓四郎声称“芦沟桥事件”是中国事变的开端。[１６]7月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官员开会称为“芦沟桥事件”，并称“此次事件，国民政府为达成华北中央化起见，最近对第廿九军之中坚将校盛行鼓吹抗日救国精神、并蓝衣社及CC团对民众实施秘密抗日工作所助成者”。[１７]就是说，由于中国不同意华北“明朗化”，日本只能制造七七事变。9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宣称“今次事件爆发之原因，全在于支那侧之不法行为”，[１８]日军声称“华军若不反省其非，则我军以断然的决意加以膺惩，自不待言”。[１９]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是侵占全中国，卢沟桥事件发展成为卢沟桥事变。一方面，“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的区别”，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裕仁予以同意，七七事变则是裕仁“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卢沟桥事变“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２０] 7月26日，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以谈话形式发表声明：“中国方面一贯的排日抗日政策，总是威胁华北的和平，并终于导致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２１]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将之称为“事件”，事态发展到7月28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发出声明并对南苑中国军队展开攻击时，“事件愈加发展成战争状态”，[２２]今井武夫随之称为“卢沟桥事变”。

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决定“实现'利用冀东吸收冀察’之策略，促成'华北特殊化’”。[２３] 7月11日是“芦沟桥事件是否扩大为华北事变的极关重要的日子”，[２４]五相会议“决定处置北支事件之根本态度”，[２５]内阁会议决定“举国一致来处理事件”，“本事件今后改称事变，出兵改称派兵”，书记官长风见章发表谈话解释“鉴于此次北支事件的性质，特改称事变”。[２６] 13日日本政府训令其驻外使节称“华北事变”。[２７]日本政府和军部“声言这次不是'事件’而是'事变’”，宣布“要进行'膺惩中国’的'圣战’”，“日中战争全面展开”。[２８]

不久，日本将“华北事变”改称“日华事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日本“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２９]这是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本“对中国开始全面侵略战争的宣告”。[３０]日军声称“把处理事变的目的，从解决局部事件扩大到全面地、根本地调整和处理日华关系”，即使进行“全面对华战争也在所不辞”。在发表声明前夕的内阁会议上，有人提出“是否把'华北事变’改称'日华事变’”。[３１]《盛京时报》指出日本政府“对此次事变，曾称之为华北事变。其后因华方之不信行为，事态益形重大，且以长江方面之日侨撤退及大山事件之发端，竟发展至上海事变，故此次决将该事变改称日华事变”。[３２] 20日，参加抵抗日军对上海进攻的国民革命军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发表谈话，宣布：“中国已发动全面之抗战。作战时间愈长，则于我愈有利，故中日全面战争时期何日结束，殊难预料。然我人深信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３３]

9月2日，日本在八一三事变后将“日华事变”称为“中国事变”。4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训示日军指挥官说，七七事变就是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事变：当前事态的发展“与帝国曾经历过的所谓事变完全不同，已经转变为全面战争”。裕仁在日本议会开会时训示强调七七事变是华北事变的发展，宣称“中华民国没有完全理解帝国的真意，不断引起事端，最终导致目前的事变，我对此感到遗憾。如今，我的部队正在排除万难，忠勇制敌”。[３４]时日本《外交时报》第83卷第787号发表《满洲事变六周年与华北事变》，声称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的性质是一样的，九一八事变是为了侵占中国东北，七七事变是为了侵占全中国。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于1941年12月12日召开“大本营与政府联系会议”，决定将“中国事变”纳入“大东亚战争”中。日本政府宣布这次对美国、英国、荷兰的战争“含中国事变，统称为大东亚战争；虽称大东亚战争，但并非意味着战争地域仅限于大东亚”。[３５]堀场一雄就此解释说：“对华战争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开始，由于1941年7月以至12月太平洋战争的发生而改变形态。”[３６]

日本辩称“上自天皇、下到内阁，已悉数被'军部’和'关东军’的'独走’行为所劫持，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对'既定事实’予以默认”。事实上，日本认为“朝鲜、'满洲’乃至整个东亚，都是与日本不可分离的部分”，征服朝鲜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东北。1927年7月之《田中奏折》“从军事、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面全面提出了对华扩张的总战略；而其中的'支那富源’论和'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云者，亦早已为大家所熟知”。1931年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乃至中国全境所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几乎与《田中奏折》所言契若符节”；1935年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的系列行动，意味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３７]显然，七七事变并非日本学者所说的“单纯的偶发事件”，更非中国共产党将第29军煽动起来的“阴谋”事件。该学者同时不得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尤其是1935年后半年开始围绕华北进军而不断尖锐化的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立，已经使局部纷争扩大为全面战争的充分条件走向成熟”。[３８]

进一步来说，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步伐，华北事变承上启下，七七事变开始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向中国大陆一贯推行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３９]1937年6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称日本精髓的发挥在于对外基于“国际正义”，对内基于“社会正义”。所谓“社会正义”，是要求日本国民为建设“新日本”而“各得其所”。所谓“国际正义”，是要“确立真正的和平”，但是只有“重新分配殖民地”与“公平分配自然资源”“才能维持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４０]10月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发表谈话称：“当今世界存在'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斗争，这严重地表明了原料、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既然“占有国”对“非占有国”拒绝让出既得权益，“那么，就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４１]后来堀场一雄声称“日本为了生存，必须靠从大陆取得大部分的粮食、燃料及工业资源等。国家生存的道路有待于自己开辟”，对华战争就是日本“民族生命力的表现”。[４２]1938年7月7日，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在七七事变周年之际声称“今后战事，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武力征服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４３]

二、从大本营到御前会议：日本构建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

按照日本防卫厅所说，既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就要“迅速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４４]如何建立，堀场一雄给出了回答：“加强和统一战争指导机构，进一步强调和促进总动员的实施。1.要求陆军内部及海军之间的战争指导关系和业务紧密灵活配合，并逐次诱导形成统一机构；2.赋予总理大臣以总动员指导权，加强计划院的统筹职能和内部综合职能，依此，加强总动员及促进一元化处理；3.有关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应由御前会议决定，而有关重要案件，则简便灵活地召开军政联络会议处理之，以此，逐渐诱导成立关于指导战争的国家一元化机构。”[４５]这就表明日本要从三个方面构建一元化的战时体制。

天皇在战时体制上处于顶端，行使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这一顶端地位，在日本开始实行中央集权、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明治维新时就确立了。1889年2月11日，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其一，天皇享有统治权和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正文宣称“朕承祖宗之遗烈，践万世一系之帝位”，“国家统治之大权，朕承之于祖宗，传之于子孙。朕及朕之子孙将来须循此宪法条款实行而无惩”。第1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3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其二，天皇享有各种绝对的权利。一是对日本国会的控制权。第7条规定“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其开会、闭会、停会及日本众议院之解散，皆以天皇之命行之”。二是紧急命令处置权。第8条规定“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灾厄，依紧急之需要，于帝国议会闭会期间，可发布代法律之敕令”，第9条规定“天皇为执行法律或保持公共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得发布或使令政府发布必要之命令”。三是对军队的统帅权和对外发动战争权。第11条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第12条规定“天皇规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第13条规定“天皇宣战媾和及缔结各项条约”。[４６]这些权力在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怎么行使，防卫厅研究所教官森松俊夫做了描述：“天皇待各辅佐机关相互间达成协议之后再命令付诸实施，尤其在陆海军的统帅、军政两方面发生分歧时，双方不取得一致意见就不发布命令。但在此期间，当国务大臣和统帅部长上奏时，天皇经常通过垂询、听取回奏加以鼓励、提请注意、给予暗示和启发等，间接提出他的想法。这样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感化力，实际上，上奏者都是为实现天皇的意图而苦思焦虑。”[４７]这就说明，天皇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军部和内阁都以天皇之意为准绳。

为了发动和进行对华全面战争，日本军部和政府皆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并设置新的机构。首先是参谋本部的改组。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二课、第三课“虽然属于同一个部”，但在对华侵略战争上意见对立，“难以制定出中央统帅部的意见统一起来的方案”。于是，参谋本部于1937年11月1日对二者的职责和下设机构做了划分：第二课“负责有关用兵作战，重要的兵站计划，派往国外各陆军团队的配置、行动、战争指导、军需动员等事项”，“下设战争指导班、作战班、兵站班”；第三课“负责有关编制、编成、动员，国内各师团的部署、制度、条规、资材及陆军预算事项”，“下设编制班、动员班”。[４８]可见，负责对华侵略战争事务的为第二课。堀场一雄声称在全面侵华战争的头3年，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当局“主动地担起综合策划国家全局的重任，以参谋部为原动力推动整个对华战争的指导”，战争指导课是“这一阶段对华战争指导主流”。[４９]就是说，战争指导课是该时期日本规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具体机构。

日本改组参谋本部时，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的最高指挥机构，以统制战地部队实施国家政策”，[５０]因此“随着中国事变的爆发”而设置大本营。[５１] 1937年9月，近卫文麿提出“为使政略、战略一元化起见”设置大本营，首相为成员之一。[５２] 11月，陆军省提出以大本营“作为谋求政略和战略一致的机关”，亦即“最高战争指导机关”而非“单纯的统帅机关”：“在大本营陆军部内设立省、部首脑合一的中枢机构，省、部各机关作为执行机构。对于政略和战略上的紧急重大的政务问题，需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参加会议者包括主要内阁大臣、两统帅部长、枢密院议长。”参谋本部、海军省和军令部则反对以大本营为最高战争指导机关，主张为单纯的统帅机关和海陆军协同作战的指导机关。海军省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提出：“海军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置大本营，但如果始终在狭义国防的意义上作为海陆协同作战的指导机构，也并不反对。”[５３]

11月20日，大本营正式成立。作为“第一号军令”的《大本营令》，其第1条界定大本营的性质、设置条件：“在天皇之大纛下，设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大本营在战时或发生事变时根据需要设立。”第2条限定大本营的主要负责人及其职责：“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作为各自参谋之首长，为最高统帅部之机密事务而尽力，参与作战的计划，并根据最终目的，负责陆海军间的协同配合。”参谋总长闲院宫、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上奏裕仁解释说：“此次在设置大本营之际，统帅部与政府之间，要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努力实现战略和政略之一致。为此，陆海军大臣在分别作为国务大臣出席内阁会议的同时，还以统帅部成员的身份参加大本营，负责双方的密切联系。对于同政略和战略相关的重要问题，还应根据需要举行有关内阁大臣和统帅首脑间的会谈，对于特别重要的议题，应奏请召开御前会议，请求天皇圣断。”[５４]其解释主旨有三点：一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加大本营，负责内阁与参谋本部、军令部之间的联系；至于近卫文麿提出首相参加大本营的要求，“在有碍统帅权的独立的口实下被拒绝了”。[５５]二是主要内阁大臣与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举行会议，讨论“政略和战略相关的重要问题”。三是举行大本营御前会议，讨论“特别重要的议题”，侍从武官随同天皇参加大本营。

大本营“内分陆军部和海军部，作为指挥战争的中心机关”。[５６]陆军部由“大本营陆军参谋（大本营陆军参谋部、大本营陆军副官部），大本营陆军各机关（隶属于参谋总长，包括兵站总监部 [辖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兵器长官部、野战航空兵器长官部、野战经理长官部、野战卫生长官部]、大本营陆军报道部、大本营附属陆军谍报机关、大本营陆军管理部），以及陆军中参加大本营的陆军大臣（包括处理有关军政事务的必要的随从人员）”组成。海军部也“由大本营海军参谋、大本营海军各机关（明确指示隶属军令部总长，包括大本营海军通信部、大本营海军报道部、大本营海军战备考察部、大本营附属海军谍报机关）、海军大臣组成”。[５７]

大本营设置两个层次的会议。第一层为大本营会议。“由陆海军两统帅部长、陆海军两位大臣、两统帅部次长、两统帅部第一部长组成，此外，在讨论与军政有关的议案时，陆海军省两位次官参加”。会议“根据议案情况，在参谋部或军令部召开，或者在召开御前会议以及特别必要时，在皇宫内进行”。第二层为大本营参谋会议。“由两统帅部次长以下人员，主要是负责作战的部、科长组成，根据议案情况，陆海军省次官、必要的陆海军参谋、大臣随员参加会议”。[５８]依此，第一层为决策会议，第二层为提出决策方案的会议。

尽管日本根据战争的发展设置了大本营，但其“在组织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并立而形成的二化元”。大本营虽设置在皇宫，“但大本营陆海军部却分别在参谋部和军令部办公”。[５９]为此堀场一雄批评说：“大本营的设立，在现实情况下并没有多大效果，主要是为了缓和陆军省和参谋部之间特别是陆、海军间的思想矛盾，及随之提高国民的斗志。战争指导当局拟使之成为政战略统一机关，但未能实现。”[６０]因此，日本几度改革大本营。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时，日本设法“使陆海军统帅作到集中统一，让首相以及特定的国务大臣参加大本营，将大本营强化为国务和统帅相统一的机构”，但军部反对首相和国务大臣参加大本营。7月，日本“要求今后陆海军两统帅部总长率特定参谋和副官，只在每天上午在皇宫内办公”，这虽有助于沟通陆海军双方意见，却影响了“大本营陆海军部内的事务处理”，“因而没有坚持下去”。10月18日日本组成东条英机内阁，“为谋求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东条英机兼任陆军大臣，“自然是参加大本营的成员”。[６１]

进入1944年，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又企图改革大本营。2月，参谋次长秦彦三郎提出陆海军统一的方案：“（一）合并陆海军省，设立国防省；（二）陆海军两大臣和两总长各由一人担任。”裕仁采纳后一建议，任命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兼任参谋总长，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兼任军令部总长。同时，设置两个参谋次长、两个军令部次长辅佐总长。参谋本部首席次长由后宫淳担任、第二次长由秦岩三郎担任，军令部第一次长由冢原二四三担任、第二次长由伊藤整一担任。“大臣兼任总长”，是日本军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以来绝无仅有的。时任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对此予以反对，指出“统帅和政务在本质上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日本军队传统的、铁的法则”。东条英机回答：“天皇已私下答应。”杉山元只能表示：“临机特殊情况，同意兼任，下不为例。”东条英机担任首相、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三职，岛田繁太郎担任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二职，“这是一种非常措施，它企图通过国务和统帅的首脑人物在人事上的结合，达到国务和统帅一体化之目的”。大臣兼任总长之制设置后，“每周举行两次大本营作战磋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陆海军间的业务”。但“权力和事务过分地集中到了一个人手里”，“政策不廉明、不彻底等弊端”逐渐表面化，[６２]因此裕仁废除大臣兼任总长之制，任命梅津美治郎为参谋总长。

有人称大本营为“战时内阁”，大本营海陆军当局则声明大本营“仅系一单纯指挥作战的统帅机关，与行政方面完全分离”，但实际上大本营有直接指挥内阁的权力。[６３]大本营的设置，使日本“梯次地走上了全面对华战争的道路”，“大体上已完成了战时态势”。[６４]天皇“作为一种力量推动了日本整个战争体制”，他更容易通过大本营行使其大元帅权，其“最高命令，被称为大本营陆军令（大陆命）和大本营海军令（大海令），在直接传达给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经常还有师团长和舰队司令官的过程中，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起的是'传声筒’的作用”。[６５]

为了适应对华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在政府方面进行改革，设置了新机构。设置内阁参议会，网罗各方面头面人物支持侵略战争。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朝野高叫“充实内阁本体，加强战时机构”。1937年10月下旬日本设置内阁参议会，“由政府网罗海、陆、政、财、外交及其他方面最有力之人物，参与内阁机宜，审议重要国策，并由日皇予以亲任待遇”。其中以军队元老宇垣一成，少壮派军人领袖荒木贞夫、末次正信，“海军现状维持派代表”安保清种，“大陆急进派代表”松冈洋右，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政友会前田米藏，“农产界现状维持派巨头”乡城之助及“金融界革新派巨头”池田成彬为代表，共同为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出谋划策。有人就其性质指出：“（一）这一'太上内阁’的共同目标，是支持对华战争，但对于内政的一切设施，却各有独特的主张，未能融洽一体；（二）这一'太上内阁’，仅为重要政策的决定机关，而不是直接执行机关，政治效率上自然差得很远；（三）这一'太上内阁’，与发号施令的军部尚没有直接的关系。”[６６]

以四相会议、五相会议作为内阁决策核心机构。日本“采取由少数主要阁僚积极有力地推进重要国策的方针”，[６７]设置四相会议、五相会议。四相会议由首相、陆相、海相和外相组成，五相会议加上藏相。四相会议尤其是五相会议，“实际上是代替全体阁员参加的内阁会议的组织形式，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有关对外问题的重要政策，其中大部分是讨论军部的提案，而以陆、海军省的军务局和外务省东亚局为中心进行工作”。[６８]在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前，日本就以五相会议讨论有关决策。1933年10月3日至20日，日本“召开了五次五相（斋藤首相、广田外相、荒木陆相、大角海相、高桥藏相）会议，研讨了外交、国防、财政等大纲”。[６９]1936年8月6日召开的五相会议，通过全面侵华政策的所谓国策基准。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后，日本多次改革五相会议。1936年秋，鉴于日本军部提出行政机构和议会制度改革方案，在此压力下政府重新设置五相会议，“自1936年11月起开始举行”，[７０]“对军部的大多数提案，均以原案形式予以讨论，并由陆海军军务局及外务省东亚局为中心进行工作”。[７１]1938年6月10日，日本政府重新设立五相会议，“设立这一会议不是为了审议特定事项，而是为了组成事实上的少数人的强有力内阁”。[７２]虽然新五相会议“是决策的核心，但其推动力量则在于陆军”，大本营要求其处理中国事变“力求统一思想”。[７３]五相会议设置在其领导下的“对华特别委员会”，以实行一元化政策。该委员会是“专门负责以有关重大对华谋略及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执行机关”，由陆军省代表土肥原贤二、海军省代表津田津枝、外务省代表坂西利八郎（退役中将）3名中将组成，由陆海军大臣负责“对华特别委员会和大本营的联系”。其中“重大对华谋略”指“政治、经济方面的对华谋略，不包括有关的对华作战”。改组后日本即于6月24日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７４]

在四相会议、五相会议中，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举足轻重。有关战争的决策，事先在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之间进行沟通。就是说，设置陆军省、海军省首脑会议，“企图在处理日中战争的方针政策上统一思想。出席会议者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科长、军事科的高级工作人员及参谋副总长、作战部长、作战科长、战争指导班高级科员等”。至于研究具体的侵华政策和措施，则设置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各课课长的课长（科长）会议，“协调事务当局的意见，并将其提交部局长会议”。[７５]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就“为了探讨以满洲问题为主的对策、征询意见而设置了有关课长会议”。参加者除了有关职能部门的课长外，还包括“原来与中国有关”者，如参谋本部第一课长矶谷廉介和陆军省补任课长冈村宁次。[７６]不过，在日本对华战争体制中，四相会议、五相会议的地位并不重要。服部卓四郎声称自七七事变至1940年11月，“关于结束事变的重要国策，即所谓对战争的指导问题，一向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或御前会议来主持，而这一期间比较不太重要的事项则由五相会议或四相会议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陆海军大臣虽然由于其特殊性质而处于实际上是统帅部代言人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很难指望他们能适时地、准确地来等划指导战争”。[７７]

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设置执行机关企划院。日本《每日新闻》1938年2月28日登载《日本国家总动员法》，宣称日本“战时为达成国防之目的，以最有效方法，发挥国家全力，统制及运用人的物的资源”。[７８] 1937年10月企划院成立，其职能有：“（一）关于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之综合国力等案件之起草，并具备理由上呈内阁总理大臣。（二）关于各省大臣向阁议提出之重要案件——有关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之综合国力者——之审查，并附带意见，经内阁总理大臣上呈内阁。（三）统制关于扩充及运用平时战时与综合国力有关的重要事项之预算，并附带意见，经内阁总理大臣上呈内阁。（四）关于国家总动员计划之规定及实行，须调整及统一各厅之事务。”企划院之机构，“由总务部、产业部、内政部、财政部、调查部及交通部所组成”。1938年，日本对企划院进行改组，内设7个局，第一局，“总括的统一调整有关实行国家总动员之业务”；第二局，“执掌物质动员、精神动员、文教、学务等物心两方面总动员的业务”；第三局，“执掌关于扩充生产及经济计划之业务”；第四局，“执掌关于交通动员的业务”；第五局，“执掌关于金融、财政之业务（将大藏省之主计局统辖起来）”；第六局，“执掌关于法制之业务（统辖法制局）”；第七局，“执掌关于情报之业务（统辖内阁情报部）”。[７９]

设置以企划院总裁为委员长，以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大藏省、商工省各省次长为委员的4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负责充实军需器材和国际收支事项”，第二委员会“负责规划因外国的经济压迫而采取的对策”，第三委员会“负责规划与中国事变有关的中国的经济问题”，第四委员会“负责研究宣布对华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利弊问题”。“这些委员会的设置及其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极端秘密的”，其任务说明日本政府“当时最大的任务就是解决中国事变”。[８０]

设置大东亚省以统辖派在中国的殖民侵略机构。服部卓四郎声称：“设置大东亚省的着眼点当然在于使有关大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政务的实施一元化，并为提高日本完成战争的力量……但整顿我派驻中国的各机关，使之一元化则是最重要的目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驻中国的政府机关，有兴亚院和外务省派出的双层机构，此外还有陆海军作战部队的当地机关。这些机关本来性质不同，彼此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矛盾，但在基层的行政业务中互相交叉，因而不断惹起纠纷”，“实际上迟早必须加以解决”，因此设置大东亚省“来统一驻在中国的派出机构”。[８１]1942年11月1日大东亚省挂牌，青木一男为首任“大东亚大臣”。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之间设置联席会议之类机构，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由于总理大臣未能参加大本营，近卫文麿提出在政府和大本营之间组成“随时会谈”的协议会，军部同意。协议会“由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以及海陆军大臣和必要的其他大臣参加。内阁大臣的人选，由内阁书记长、陆海军军务局长根据讨论的事项确定”。起初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两巨头未参加协议会，“而主要由参谋副总长和军令部副总长参加”。1937年11月24日下午，第一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首相、陆相、海相、参谋副总长、军令部副总长、两位军务局长、内阁书记长出席。[８２]随后，参加者固定为6人，政府方面为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大本营方面为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其他内阁成员如藏相、企划院总裁也在一段时期里参加会议，参谋副总长、军令部副总长跟随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列席会议。协议会设干事，“负责起草、整理议案及处理会议的一般事务性工作”，[８３]干事由内阁书记官长、陆军省和海军省军务局长担任，后来综合计划局局长也可担任。

协议会本来不特意规定名称，但一开始就称为“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虽然它“不象内阁会议那样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其决定“不象由内阁官制赋予权威的内阁会议的决定那样具有法律效力”，[８４]但是随着举行次数的增加，日本政府、大本营日益重视起来，联席会议的成员都很尊重会议的决定并竭力付诸实施。因此，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也可以说是日本的战争指导机构”，[８５]在领导进行侵华战争上“具有最高的实质性权威”。[８６]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此声明是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之间分歧下发表的，自此至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因“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出现意见对立”而“一直没有召开”。近卫文麿认为关于“日中战争有关的重要国策”，“必须同陆海军统帅部密切协调”，于7月27日恢复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日召开的联席会议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声称“关于处理中国事变，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８７]

尽管恢复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但日本又设置了大本营政府联席座谈会，这是根据日本统帅部的要求而设置的。其组成人员“暂确定政府方面为首相和陆、海、外三相，大本营方面为两统帅部总长和副总长，内阁书记长及陆海军省两军务局长以干事的身份出席”。其设置宗旨是：“本座谈会与历来的联席会议有若干不同之处，每周星期四将在首相官邸例行地举行简单的政府和统帅部联席座谈会，统帅部不列席'四相会议’。本会议所决定的事项，比内阁会议所作的决定更有效力，在战争指导上可作为日本的国策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本会议设置后，过去不请求天皇莅临而在皇宫内举行的联席会议将自然减少，政府和统帅部协商决定的重要国策，将在天皇出席的联席会议即御前会议和本联席座谈会上作出决定。这一决定事项是否上奏，均在同一次会议上决定。”[８８] 1941年1月31日的大本营政府座谈会决定了《对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的政策纲要》。对英美开战的问题，也经过大本营政府座谈会多次讨论。

与此同时，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改为联席恳谈会，由定期召开改为根据情况召开。1940年11月26日的四相会议采纳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的建议，“决定今后每周星期四定期举行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由原来在宫中举行改为在首相官邸举行，并称这个会为大本营政府联席恳谈会”。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联席恳谈会，决定30日承认汪伪政府。为讨论入侵印支半岛，日本于1941年6月11日和12日连续举行联席恳谈会，25日的联席恳谈会作出《关于促进南方施策的方案》。在得知德国对苏开战后，日本于26日至28日举行联席恳谈会，讨论是否对苏开战。从1940年11月28日到1941年6月26日，联席恳谈会共举行33次。[８９]

1941年7月近卫文麿第三次组阁时，决定将大本营政府联席座谈会、恳谈会重新称作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每周四在宫内大本营举行。此外，每周一、三、四召开“大本营政府情报交换会”。出席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者为参谋总长杉山元、军令部总长永夜修身、首相近卫文麿、外相丰田贞次郎、陆相东条英机、海相乃川古志郎、国务相平沼骐一郎、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此外，内阁书记长富田健志、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以干事身份参加会议”。参加情报交换会者除了这些人员外，尚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军令部第三部长以及外务省有关局长。这种形式的联席会议，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一直举行。[９０]

在战败前夕，日本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取代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自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反复讨论“陆海军一有机会就提出合并陆海军成立国防省的方案，陆海军的军令和军政分别统一的方案，以及在政府及统帅部之间设置战争指导机关的方案”，但是“哪个方案也没有实现”。1944年7月小矶国昭出任首相，提出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为8月5日召开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所采纳，会议决定一是在皇宫设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负责制定战争指导根本方针，掌握政略与战略之协调”；“审议重要案件时，奏请天皇陛下亲临会议”。二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由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首相、外相、陆相、海相组成，其他国务大臣和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必要时列席。三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设干事助理，由大本营、内阁、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中的高等官若干名充任”。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是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改称，于是自七七事变以来“一直做为日本的战争最高决策机关的联席会议，从这一天起便因局势发展从形式上废除了”。[９１]

重光葵指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过去的联席会没什么不同，这个会议的常任委员有统帅部的陆海军两总长和两次长，政府方面有首相及陆、海两相及外相（东条内阁时期，藏相及企划院总裁也出席会议），其他的阁员遇到关系自己事务时才临时出席会议。为了贯彻会议的事项，陆海两军军务局长及内阁书记官长均出席，必要的官员则在邻室等候。会议的内容及其状况也同过去没有任何不同，对于军事统帅和作战一点也不涉及，相反却人为地使首相与陆相相分离，在事实上感到远离了战争指导。”小矶国昭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改称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似乎是企图利用自己军人的地位掌握指挥大权”，然而“军部并未将指挥大权让与内阁”，首相在会议上的发言“只限于与内阁有关之事宜”。[９２] 8月19日天皇裕仁出席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大本营和政府将在各自负责的范围内贯彻这一政策”。[９３] 1945年8月9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决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日本重要国策，上奏天皇批准后执行；“特别重要国策的决定，要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御前会议是在天皇面前由首相主持召开的会议，“使重要国策的决定情况得以上达”。天皇有时参加研究作战用兵事项的大本营会议，也叫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有时也在天皇面前举行，称为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御前会议。御前会议的议案，要在事前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确定下来。二者的异同在于：一是御前会议参加者与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参谋次长、军令部次长照例出席御前会议，“并作为会议的成员签署议案的裁决”；枢密院议长参加御前会议，除了具有“回答天皇咨询、审议重要国务的意义外，还具有代表重臣的意义”。二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一般不发言，也不表态，但是要对表决的议案进行裁决。他对政府和大本营拥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和感化力，这是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婉转的领导”。他经常对上奏者进行种种质问并给予暗示和启发，使上奏者体会其意图。因此，上奏者“都为如何能符合天皇的意图，满足天皇的希望而苦心焦虑”。[９４]

1937年11月24日上午，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在日本皇宫举行，出席者有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副总长多田骏、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下村定；军令部总长伏见宫、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军令部副总长岛田繁太郎、军令部第一部长近藤信竹。这次会议的召开，“并不是为了作出重要的决策，而是由于不久将要对军令部首脑进行部分人事变动，因此需在变动前对现在的作战计划作一说明”。于是，由闲院宫、伏见宫两个总长“分别叙述了陆海军的作战方针”，由下村定、近藤信竹两个第一部长做具体说明。下村定介绍了陆军《作战指导大纲》要点，包括“对山东及南京方向实施积极的作战以及对华南航空基地的占领已在进行准备等”。[９５]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如1938年1月11日《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11月30日《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及1940年11月13日《中国事变处理纲要》。1940年11月13日的御前会议，是日本制造七七事变以来的第4次会议。它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和《日中战争处理纲要》，声称：“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如进一步断绝英美的援蒋行动，调整日苏邦交等，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９６]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于1942年12月21日举行所谓“历史性的御前会议”，讨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声称要同汪伪政府“真正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而迈进”。[９７]

日本发动和维持太平洋侵略战争的重要决定，也是在御前会议上作出的。服部卓四郎宣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决心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先是'不惜对美英荷一战’，以后是'决心对美英荷一战’，最后则是天皇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决定“不惜一战”，是第三届近卫文麿内阁期间于1941年9月6日御前会议上通过的；“决心一战”和“天皇决定开战”，“是分别在同年11月5日和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通过的，这两项决定都是由东条内阁作出的”。[９８] 1942年12月10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的御前会议，通过《关于当前在战争指导上对作战和国家物力的协调以及维持和增强国力的决定》，确立日本在整个亚太战场处于劣势下的政策。

综上来看，日本为了实现对华侵略，精心构建了这样一个战时体制：天皇处于顶端，其下是大本营和政府，天皇通过大本营和御前会议行使统帅权。大本营由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组成。参谋本部进行一些改革，强化指导对华侵略战争的职能。政府也设置了内阁参议会之类的必要机构，并以四相会议、五相会议为核心内阁。在大本营和政府之间设置联席会议之类机构。虽然构建了一套战时体制，但是日本对于亚太战争的指挥并不统一。重光葵指出：“指挥作战与战争直接有关决策大都由独立的统帅部职掌，而内阁却不得过问，内阁变成仅是满足统帅部要求的一个机关而已。”“日本陆海军分别直辖于天皇，虽互相可以协商，但不得干涉，双方已形成独立的相对抗的机关。”[９９]防卫厅批评说“从机构上看，总理大臣的统制力很薄弱，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并立体制（虽然名义上统一于天皇之下）。为了弥补机构运作上的不完备，设置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但是“迫切需要的政略与战略的紧密联系未能达到应有的一体化”。[１００]针对这种情况，日本企图改革，东条英机“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强行改组自兼参谋总长，企图直接统治和指挥陆军”，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也兼任军令部总长，直接统辖海军。虽然东条英机“以首相身份领导内阁，现在已掌握巨大范围的实权，但对海军仍不能干涉”。[１０１]

在这一战时体制下，日本各部门在处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上也未能协同一致。日本对华全面侵略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至1939年，由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负责。第二阶段1940至1942年为“现地政略时期”，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担负指导侵略战争的“原动力”，参谋本部“只不过是跟在后面作事务性工作而已”。第三阶段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华侵略战争“由以陆军为主流的大本营和政府进行处理”。因此，堀场一雄批评“在处理对华战争中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国家没有建立统一的战争指导主体，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职能”。[１０２]

三、日军对侵华作战的战略变化与必要的兵力投入

在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日本依据侵占中国的步伐和战略变化，投入了必要的作战兵力。在对中国东北实施侵占时，日本“先从朝鲜急派一个旅团，继以紧急动员派去第10师团”。侵占东北后，日本计划“以大约十个师团保卫满洲及维持治安”。[１０３]

在制造华北事变的过程中，日本对华侵略作战需要多少兵力做了计划和部署。1936年4月18日，日本对中国驻屯军实行新编制，“军司令官要亲任实职，并增强约三倍的兵力；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为永驻制”，士兵从1771名增加到5774名，驻屯军“直辖各部队驻于天津，步兵旅团司令部及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主力驻于北平及丰台，其他一部步兵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日本之所以升格和增强驻屯军，为的是赋予其承担“今后华北事态的处理”的责任。日本在1936年度对华侵略作战计划中拟投入9个师团，在1937年度对华侵略作战计划中增加到14个师团。其中针对华北作战的8个，华东“实现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的5个，华南的1个。[１０４]中国分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是：“战争发动以后，在华北，日本二周可以陷大同，一月而攻下山西全部。在东南，十日占领上海，切断中国的金融动脉……然后分师直迫南京，胁我政府作'城下之盟’。如其不遂，那末三周而陷南京，一月而迫武汉，再乘势由武汉南下取湖南，由华南登陆占广州。”日本认为“用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中国措手不及，全部失去其抵抗能力，用十五师团的兵力，于三月期间可以结束全部对华军事”。[１０５]

15个师团差不多是当时日军全军的半数。1937年7月至12月从攻占华北到攻占南京，日本投入约计15个师团（不含关东军）。7月10日，日本决定：“（一）同时动员15个师（应为师团）；（二）同时动用军需动员准备量的一半；（三）作战地域以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向；（四）作战时间约为半年；（五）战费为55亿。”日本之所以做此决定，是因为“判断集中在一个方向上的中国军队最初可能为四、五十个师的兵力，日苏关系在半年内不会发生问题”；如果超过55亿，“财政当局认为会造成财政的破产”。堀场一雄批评参谋本部“对中国的情况判断片面而不当。如高桥中校认为，日本一宣布内陆动员或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渡中校也认为，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１０６]可见，日本幻想地认为投入半数兵力就能侵占中国。8月15日，日本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声称“为了膺惩中国军队的暴戾，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１０７]这是对中国宣战的声明。

8月31日，日本编组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下辖香月清司第1军，以第6、14、20师团为基干，另有2个战车大队、2个独立山炮联队、3个野战重炮联队；西尾寿造第2军，以第10、16、108师团为基干，另有1个野战重炮旅团。此外，投入1个旅团和第5师团在平绥线作战。这样，日本投入对华北作战至少7个师团又2个旅团。防卫厅声称这是“根据敌情以及华北的土地辽阔、特别是河北战场分为平汉、津浦沿线两个地区的地形情况”、同时还考虑到“应在华北平原的侧背蒙疆地区派出精锐兵团”而决定的，日本“通过获取一次华北会战的大胜利，以迅速结束对华战局而不致陷于持久战争”。[１０８]

8月15日，日本编组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以第3、11师团为基干，企图“占领上海及其以北地区之要地”。9月11日，日军增派第9、13、101师团。这样，日本投入对上海的侵略作战达5个师团，另有第3飞行团一部，日本战争指导当局认为“现在的作战目标应是南京，并且需要全面地解决日中两国的问题”。10月20日，日本决定新编成第10军，以柳川平助为司令官，以第18、114师团和从侵略华北调来的第6师团、第9旅团为基干，“在杭州湾北岸登陆，进至上海西南方地区”；同时，将侵略华北的第16师团也调来，编入上海派遣军，“在白茆口附近登陆，借以打开战局”。[１０９]

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声称，1937年度能动员的师团30个，但能对华作战的只有11个。9月20日，军部出台《作战计划之大纲》，规定“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上海两方面同时发起攻击”，华北方面以8个师团为基干，视情况再增加1个师团，上海方面以5个师团为基干。就是说，华北方面为8个师团至多9个师团，上海方面5个师团，共计14个师团。到10月下旬，日本投入上海地区的基干兵力达9个师团又1个旅团，对华北作战的兵力则为6个师团又2个旅团，两者相加为15个师团又3个旅团。预备对苏联作战的兵力为19个师团。两者相加，共为34个师团，日本留在国内的仅有2个师团左右。日本调用15个师团对中国侵略作战已是竭尽所能，海军省、军令部反对投入这么多兵力，提出“当前用兵是以解决华北问题的必要的兵力为限”。[１１０]中国军队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同日本军部10日内攻下上海相比相差10倍。堀场一雄批评日本军部用15个师团不足以击败中国，声称：“如展开对华全面作战，就应以足够的兵力迅速给南京方面以重大压力，并防止南京政府往西逃避。形势进入持久状态，则在河北省北部及必要时在上海、苏州地区采取紧缩态势，实施海上封锁，结合采取武力以外的手段求得长期解决，并应更注意给初战中的中央军以绝大的决战冲击。”[１１１]

继对平津地区、上海地区攻击作战后，日本先后发起对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的进攻作战。它声称“为了解决中国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１１２]强调“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并对武汉的中国军队进行施压，为占领黄河沿岸据点郑州、开封创造条件，必须攻打徐州，[１１３]提出“汉口作战之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统一中枢的武汉三镇，和完成自徐州会战以来逐渐形成的黄河、长江之间的压制圈”，因此要以20至30个师团“从三面向武汉实施分进合击”。[１１４]同时认为“为大大有利于南京作战，应攻克广州这个输入英美军援物资的基点”，“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队，同时挫折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不仅“切断粤汉线及珠江、西江之交通”，而且“有助于推进对西南的谋略”。[１１５]总之，日本臆断“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就“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一半”，[１１６]“非攻略广东和海南岛，使中国和英国失去联络，以及遮断西北的中苏通路，则无法绝灭中国对日抗战”。[１１７]因此，“为了尽最大努力结束事变，还断然发动了进攻武汉和广东的作战”。[１１８]

在此战略目标下，日本做了相应的兵力投入安排。1938年1月日本编组驻蒙兵团，以第2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为基干，以莲沼蕃为司令官。2月底重新编组华北方面军，仍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军。第1军下辖第14、20师团，第2军下辖第10、108师团。方面军直辖第5、16、109、114师团及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１１９]按此，共8个师团、1个旅团、1个航空兵团。8月再次编组华北方面军时，增加1个旅团。这样，日本对华北作战兵力为9个师团、4个旅团、1个航空兵团。

2月，日本重新编组华中方面军，以畑俊六为司令官。7月2日再次编组，直辖第3、9、18、116师团，后又增加第15、17、22师团。下辖第2军，以东久迩宫为司令官，以第10、13、16师团为基干；第11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以第6、110、106、27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基干。这样，日本投入华中作战兵力14个师团又1个支队、1个航空兵团。[１２０]此外，1937年12月7日编组第5军攻占广州，以古庄干郎为司令官，以第11师团重藤支队、第4飞行团为基干。

至1938年7月，日本对东北占领和对华北、华中侵略作战总兵力至少31个师团又4个旅团、2个航空兵团。日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日本国内仅有2个师团，在朝鲜1个师团。[１２１]从华北会战到武汉会战，日本前后投入兵力达32个左右师团。

日本以为攻占武汉，就能在1938年结束对华全面作战，然而“在政略方面并未得到预期的目的”，只能“转入长期持久态势”。[１２２]从中国军队1937年12月12日退出南京到1938年5月19日放弃徐州，日本的战略发生重大变化，即“由'速战速决’进展到以'控制中国各主要交通干线’为目标的消耗战争”，[１２３]即所谓“对华消极持久作战”。[１２４]防卫厅声称在这一时期，“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条路，一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一是从全中国撤兵”。撤兵不甘心，武力席卷又无足够兵力，“切断中国同各国的补给连络线，成为日本对华战略上的首要问题”。[１２５]

防卫厅声称自攻占武汉、广州之后，日军“遂即竭力维持占领地区内的治安，同时，采取短暂的出击作战，以图击溃中国的野战军”，直至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１２６]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陆令第363号”下达给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即今天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域之安定，尤应首先迅速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要域，以及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域之治安。（二）确保自岳州起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域大致应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三）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以及海南岛北部要域，切断敌之南方补给路线，广州附近之作战地域大致应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以及自三水起至西江下游之间。”[１２７]在此战略任务下，日军自1939至1940年底先后进行了南昌作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绥西会战和枣宜会战。

根据“大陆令第363号”规定的战略任务以及依此而发动的各次“出击作战”，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导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实施持久作战”，[１２８]并对侵华军队进行调整。1939年9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南京，以西尾寿造为司令官，坂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12月2日，日本大本营下令调整侵华军队，到1940年夏完成调整。具体情况为：华北方面军统率11个师团、12个旅团、1个骑兵旅团。直辖第27、21、110、35、33师团，驻河北和河南北部；独立混成第15、7、8、1旅团，针对抗日根据地和山西南部。下辖第1军驻山西，辖第36、41、37师团，独立混成第3、9、4、16旅团，负责“对共军及山西西部、陕西第2战区阎锡山的25个师及河南第1战区”作战；第12军驻山东及江苏北部，辖第32、17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5、6、10旅团，负责“对鲁苏战区于学忠7个师及河南第1战区”作战；驻蒙兵团，辖第26师团、骑兵集团（缺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负责“对共军及绥、宁第8战区朱绍良的40个师”作战。华北方面军主要针对抗日根据地，堀场一雄声称“华北的共军，主要是第18集团军，有35万人”。[１２９]

华中方面军统率11个师团、7个旅团。下辖第11军驻汉口、九江地区，辖第3、4、39、13、6、40、34师团，独立混成第14、18、20旅团。第11军“是在华日军中唯一负有积极任务的机动野战军”，[１３０]负责“对湖北西部第5战区李宗仁的45个师、第6战区陈诚的35个师及湖南、江西西部第9战区薛岳的30个师”作战。第13军驻长江下游地区，辖第15、22、116、5师团，独立混成第12、11、17、13旅团，负责“对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第3战区顾祝同的30个师及新四军8万人”作战。[１３１]

编组华南方面军，以安藤利吉为司令官，下辖第22军、第18师团、第104师团、第106师团、第21独立飞行队。第22军驻南宁，以久纳诚一为司令官，以第5师团、近卫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为基干。按此，华南方面军总计5个师团、1个旅团、1个飞行队，负责“对两广第4战区张发奎的10个师及第7战区余汉谋的10个师”作战。[１３２]

空军方面，日本撤消航空兵团及第4飞行团编制，编组第3飞行集团共37个中队。第3飞行集团，下辖第1飞行团驻华北，“3个战队、6个独立飞行中队”。第3飞行团驻华中，“5个战队、1个独立飞行中队”。第7飞行团，驻华南，2个战队。在东北，日军编组2个飞行集团共82个飞行中队，飞机840架。[１３３]海军方面，日本编组“遣华舰队”，在华中地区为第1遣华舰队，在华南为第2遣华舰队。“遣华舰队”配属第11航空舰队，飞机300架。

总的来说，到1940年夏，日军入侵中国的军队总计至少41个师团、20个旅团、2个骑兵旅团。其中，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27个师团、20个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在东北的日军14个师团、2个坦克团、1个骑兵旅团、13个“国境”守备队和8个独立守备队。[１３４]

服部卓四郎指出1937年日本投入侵占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兵力为21个师团，1938年32个师团，1939年34个师团，1940年39个师团，1941年40个师团。[１３５]虽然其所说与本文所说有所不同，但从日军师团数不断增加可见日本投入中国侵略作战的兵力大大增强。由于要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决定截至1940年11月底将在中国的侵略军队压缩至72万，之后维持这个数。[１３６]是时侵华日军陆军的分布情况如下：华北9个师团及12个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里驻有20人，一共分驻八百个据点”。华中2个军，第11军辖8个师团及2个旅团共21.8万，“兵力密度每平方公里0.91人”；第13军辖4个师团及4个旅团共7.8万。华南3个师团及3个旅团共16.6万。此外尚有其他兵力1.6万人，几者相加共72.8万。关于空军，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共20个中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在华军队共计135万，其中关东军73万、中国派遣军62万。这些兵力对日本对华“保持持久战”“重要占领地区的治安肃正”[１３７]是必要的。当然，这些数字只是日军自己统计的，侵华日军总数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随着日本在亚太战场上处于劣势，日军又发动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大陆交通线。防卫厅声称当时太平洋战局已对日本不利，于是日本“进行了一场纵贯中国大陆南北、接连法属印度支那的大规模野战。其目的是要摧毁美国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空军基地，以防止轰炸我国本土，同时确保中国东海的海上交通，并且随着太平洋战局的吃紧，确保与进驻南方军队的陆路联系”。[１３８]堀场一雄也声称，“鉴于总的战况特别是重庆方面美空军的加强，大本营企图消灭中国西南的敌重要空军基地。并且为了防备海上输送受胁迫”，于1944年1月向中国派遣军下达“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地的命令”。[１３９]

为进行这一战役，日军从华北转用于南方的有第26、62师团，从华中转用于南方的有第22、37师团；以在华北新设第114、115、117、118师团，及增派独立混成第62旅团到华中“填补之”。总计8个师团、1个旅团。此外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2月增派军队，“新转隶和配属的主要兵团如下”：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直辖第5、7、11、12独立步兵旅团。华北方面军直辖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1军下辖独立步兵第2、10、12旅团。第12军以内山英太郎为司令官，下辖第37（从第1军调来）、110师团（原直属华北方面军），第1、4、9独立步兵旅团，原属第12军的第32、35师团转用于对南洋的作战。第11军以横山勇为司令官，下辖第64、27（从中国东北调来）、116师团（从第13军调来）。第13军下辖独立步兵第6旅团、2个野战补充队。第23军以田中久一为司令官，下辖第32师团（从第13军调来），独立步兵第8、13旅团。算上调来调去的师团，新增7个师团、14个旅团、2个野战补充队。在将武汉的第11军调用于豫湘桂战役后，日本在武汉地区编组第34军，下辖1个师团、5个旅团和3个野战补充队：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独立步兵第5、7、11、12旅团，第5、9、10野战补充队。[１４０]全部相加为16个师团、20个旅团和5个野战补充队，已超过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投入的兵力。

由上可见，日本依据侵华战略目的变化而投入了必要的兵力，粗略计算前后达120个师团420万人。毛泽东将中国人民抗战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１４１]这三个阶段说明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人民。日本将对华全面战争分为四个阶段，“总的发展过程是：1937、38年是以战略为主导，接着，1939、40年是以政略为主导，都没有解决问题；到最后进入政略战略统一的持久作战时，却惹起了太平洋战争；自1941年到1943年是由战争失败到放弃；1944、45年的对华问题的处理，不过是太平洋战局的附带事项”。[１４２]重光葵认识到，日军虽然“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主要城市”，但是“仅以不足百万兵力，去占领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的。日军所占领的不过是'点’与'线’而已，或者说仅是'点’更较为符合实际的情形”，承认“日本突入了超越它自己能力的日中战争，是日本崩溃的原因”。[１４３]

四、结语

总而言之，向中国大陆发展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分阶段按步骤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并为此构建战时体制，竭力投入必要的兵力以求侵占中国。

九一八事变不仅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而且是侵入华北的开始。华北事变承上启下，日本为了制造同“满洲国”相邻的“友好政权”，要求华北“明朗化”，声称只有这样才算结束“满洲事变”。由于制造华北事变的手段不得逞，日本进而制造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发展，日本由此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为了发动和进行这场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构建起战时体制。天皇拥有统帅权、元首权和统治权，通过大本营和御前会议行使其对华战争的决策权和命令权。大本营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设置，负责策划、部署和进行侵略战争。军部通过四相会议、五相会议控制内阁，贯彻战争决策。大本营与政府之间先后设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关。这样的战时体制是一种多元化的并立体制，虽然设置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但是对华侵略战争的政略与战略未能实现一体化。统帅部独立于日本政府之外，指挥作战与战争的决策由统帅部负责，政府不得过问；日本陆海军分别直辖于天皇，相互对立。

就日军总兵力来说，单纯以师团计算，日本在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共有17个师团，1937年末为24个师团，1938年夏为34个师团，1940年末为50个师团，1941年11月为51个师团又58个旅团，到太平洋战争前夕“已经可以匹敌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军力总和”，到1945年战败投降时为169个师团，加上其他总兵力达到789万人。[１４４]随着这一总兵力的扩充，依据对华侵略战争的战略发展和时期变化，日本投入了必要的兵力。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日本投入16个师团3个旅团，在华北、华东同时夹击中国以期在3个月内结束“中国事变”。该企图落空后又先后发起对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的作战，投入至少24个师团、4个旅团、2个航空兵团的兵力，前后投入32个师团。以为攻占南京、武汉就能结束“中国事变”的企图落空后，遂“转入长期持久态势”，为此投入至少41个师团、20个旅团、2个骑兵旅团。在整个战局对其不利时，日本又设法投入16个师团、20个旅团和5个野战补充队以打通大陆交通线，维持战局。

一言以蔽之，日本狂妄地执行向中国大陆发展的国策，发动和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构建适应侵略战争的体制，投入必要的侵华兵力。尽管日军师团数增加很多，但其优质兵力不断被消灭，现役军人比例从1939年的60%降至1945年的不足15%，“大量的低龄或超龄士兵入伍，训练和装备极差”，战斗力大为降低，[１４５]日本无力吞并中国，其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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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日本必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笔者指出“分裂华北吞并中国、独霸远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有计划有步骤寻找时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张皓：《日本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关于日本的战争体制，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东亚的总体战体制形成于日中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及中国”，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而采取了构建战时经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策”（[日]久保亨、袁广泉：《从战时到战后——东亚总体战体制的形成与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有学者分析了近卫文麿力图构建但是未能构建起“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总理大臣、军部、外务省以及企划院相互间矛盾，致使日本未能有效地达到处理中日战争的目的（萧李居：《中日战争初期日本的政治变革与权力之争（1937—1938）》，《“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9期）。关于日本进行战争的兵力，有学者指出日本竭力扩充军备，其军事实力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夕已经可以匹敌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军力总和，战败投降时仍维持着数量庞大的兵力而达到700多万人（张箭、张堂贵：《“二战”前和“二战”时期日军兵力规模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有学者考察了“侵华日军的兵力布署及师、旅团的编制情况”（刘华：《侵华日军的兵力部署及师、旅团编制》，《南都学坛》1989年第3期）。

[２]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３]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页。

[４]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５]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84、178页。

[６]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第223页。

[７]任育德主编：《黄郛日记（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台北：开源书局，2019年，第14页。

[８]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９]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東京：株式会社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8頁。

[１０]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14页。

[１１]在七七事变的起因问题上，关于其必然性与“偶发性”的争论最为尖锐，日方声称日本并无发动事变的计划，但是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1936年9月15日就制定了《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臧运祜结合日本侵略华北政策的演变，对这份计划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价值进行了论述，并将它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前夕制定的《满蒙占领地统治方案》进行比较，指出《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表明日军必然制造七七事变。臧运祜：《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１２]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95、38页。

[１３]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27页。

[１４]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1页。

[１５]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第227页。

[１６]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13页。

[１７]《日驻宁现地官宪协议芦沟桥事件》，《盛京时报》1937年7月10日第2版。

[１８]《蘆溝橋事件日誌》，《支那事変関係一件第一巻》，A-1-1-0-30_001，所蔵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１９]《华军不反省其非，朝鲜军发表声明》，《盛京时报》1937年7月10日第2版。

[２０]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第227页。

[２１]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4-65页。

[２２] [日]今井武夫：《日中和平工作：回想と証言1937—1947》，[日]高橋久志、今井貞夫監修，東京：みすず書房，2009年，第35页。

[２３]华美晚报辑：《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第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第6页。

[２４]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第315页。

[２５]《关于华北重大化  日开紧急阁议》，《盛京时报》1937年7月12日第1版。

[２６]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165、166頁。

[２７]《对今次华北事变  欧美徹底正当认识》，《盛京时报》1937年7月15日第1版。

[２８]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128-129页。

[２９]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63頁。

[３０]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第98页。

[３１]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63頁。

[３２]《日以今次事变改称日华事变》，《盛京时报》1937年8月21日第1版。

[３３]《张总司令谈话中国已作全面抗战》，《中央日报》1937年8月20日第4版。

[３４]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第231页。

[３５]黄文范：《芦沟桥的第一枪》，《联合报》2015年7月7日。

[３６]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58页。

[３７]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３８] [日]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東京：原書房，1979年，第142、182、142頁。

[３９]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500頁。

[４０] DOC. 58[F4001/233/23] Mr. Dodds to Mr. Eden.(Received July 12.) Tokyo, June17, 1937. Kenneth Bourne, D. Cameron Watt,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II, 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Seris E, Asia, 1914—1939, Volume 16, Japan, May 1937—December 193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1, p.80.

[４１]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312頁。

[４２]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53、754页。

[４３]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第64页。

[４４]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305頁。

[４５]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162页。

[４６]「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憲法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国憲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0029600、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二年·憲法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国憲法（国立公文書館）。

[４７]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9-150页。

[４８]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407頁。

[４９]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页。

[５０]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第232页。

[５１]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3页。

[５２]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408頁。

[５３]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37页。

[５４]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38页。

[５５]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第107页。

[５６]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144页。

[５７]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39页。

[５８]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0页。

[５９]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39、148页。

[６０]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8页。

[６１]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8、156页。

[６２]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67、165、166、167页。

[６３]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32页。

[６４]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8、117页。

[６５] [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王丽萍等译，第234页。

[６６]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31页。

[６７]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6页。

[６８]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第37-38页。

[６９]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1頁。

[７０]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第41页。

[７１]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83页。

[７２]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4页。

[７３]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東京：株式会社朝雲新聞社，1976年，第444、89頁。

[７４]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105、106、89頁。

[７５]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4页。

[７６]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7页。

[７７]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74页。

[７８]《國家總動員法》，郭鑫等编：《战争的发动及其战略（太平洋战争前）》第2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92页。

[７９]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227、228页。

[８０]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東京：株式会社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116頁。

[８１]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张玉祥等译，第646页。

[８２]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1页。

[８３]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5页。

[８４]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4页。

[８５]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2页。

[８６]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5页。

[８７]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33页。

[８８]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7-148页。

[８９]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74、148页。

[９０]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9页。

[９１]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3册，张玉祥等译，第1128-1130页。

[９２]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80-381、380页。

[９３]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69页。

[９４]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257-258页。

[９５] [日]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黄金鹏译，第140页。

[９６]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66页。

[９７]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2册，张玉祥等译，第652、653、654页。

[９８]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198页。

[９９]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76页。

[１００]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502頁。

[１０１]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76页。

[１０２]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8、7页。

[１０３]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第192页。

[１０４]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71-72、75、103頁。

[１０５]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133页。

[１０６]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51、52、53页。

[１０７]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63頁。

[１０８]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89、291頁。

[１０９]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3、75、76页。

[１１０]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202、301、224頁。

[１１１]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6页。

[１１２]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第419頁。

[１１３]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24頁。

[１１４]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160、120页。

[１１５]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5、161页。

[１１６]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86頁。

[１１７]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134页。

[１１８]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16页。

[１１９]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8-9頁。

[１２０]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114頁。

[１２１]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108頁。

[１２２]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第443頁。

[１２３]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134页。

[１２４]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119页。

[１２５]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第47、44頁。

[１２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１２７]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第496页。

[１２８]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300页。

[１２９]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23页。

[１３０]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第100-101頁。

[１３１]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23页。

[１３２]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23页。

[１３３]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23、624页。

[１３４]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624页。

[１３５]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张玉祥等译，第336页。

[１３６]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第179頁。

[１３７]日本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第320、321頁。

[１３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1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1页。

[１３９]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19页。

[１４０]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20、722页。

[１４１]《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62页。

[１４２]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第758-759页。

[１４３]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齐福霖等译，第327页。

[１４４]张箭、张堂贵：《“二战”前和“二战”时期日军兵力规模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１４５]张箭、张堂贵：《“二战”前和“二战”时期日军兵力规模考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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